\u003c/p>\u003cp>制造業需要保持適當比例,以避免制造業空心化帶來的經濟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蘇州、無錫等城市的制造業發展較好,也成為2020年GDP增速保持穩定的關鍵。\u003c/p>\u003cp>與此同時,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增長較快,作為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第三產業,同樣為該城市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目前大部分城市未對此進行單獨的統計,建議應在“十四五”時期有所重視。\u003c/p>\u003cp>\u003cstrong>7城二產占比超40%\u003c/strong>\u003c/p>\u003cp>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變化情況看,一個明顯的變化,23座城市普遍在下降。\u003c/p>\u003cp>具體看,2015年末,23座城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為44.40%。占比超40%的城市有17座,其中泉州(占比61%,下同)、佛山(60.5%)、合肥(54.7%)、長沙(52.6%)占比超50%,是典型的工業(制造業)驅動型城市。\u003c/p>\u003cp>從發展情況看,這些城市都因制造業而興盛,其中泉州的亮點在于傳統制造業保持了較強的活力。近年來泉州孕育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勁霸等全國、全球知名品牌。佛山則通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制造重鎮,擁有美的,海信,格蘭仕等知名企業;合肥在安徽省的支持下,將汽車、機械裝備、家用電器等行業列為戰略支撐;長沙制造業歷史悠久,以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世界級企業為代表。\u003c/p>\u003cp>但2020年末,23座城市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平均占比下降到37.31%。占GDP比重超40%的城市減少到7座,僅泉州和佛山的制造業依然占據“半壁江山”。\u003c/p>\u003cp>合肥和長沙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較2015年分別下滑了19.1個百分點和14.3個百分點。此外,5年內這一比重下滑超10%的城市,還包括成都(下滑13.1個百分點),天津(下滑12.6個百分點)、武漢(下滑10.1個百分點)。\u003c/p>\u003cp>需要提出的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在第二產業中,劃分為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和建筑業,其中前三類屬于工業范疇。\u003c/p>\u003cp>由于部分城市未直接公布制造業或工業增加值數據,因此本報告中使用第二產業增加值作為參考數據。因此如果剔除第二產業的其他部分,則制造業的占比將更低。\u003c/p>\u003cp>但并非無亮點可尋,2020年末,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保持穩定的城市包括南通(下滑0.9個百分點),蘇州(下滑2.1個百分點)、無錫(下滑2.8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座城市皆位于江蘇省。\u003c/p>\u003cp>其中,南通市在“十三五”初期,便提出“全面增強工業經濟對南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支撐,保持工業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建成長三角特色產業科技創新基地和長三角北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以上數據佐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轉變:以制造業(第二產業)驅動型過渡到以服務業(第三產業)驅動型。\u003c/p>\u003cp>23座萬億GDP城市的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2015-2020年,23座城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速為28.09%,同期GDP的平均增速則達到52.33%,兩者的增速差為24.25個百分點。\u003c/p>\u003cp>但亦有例外——南通的增速差僅為3.2個百分點,這表明這座城市具有明顯的制造業驅動型經濟特點,此外,有同樣特征的城市還包括:蘇州、佛山、寧波。\u003c/p>\u003cp>\u003cstrong>制造業占比下降源于多方因素\u003c/strong>\u003c/p>\u003cp>如何看待萬億GDP城市中的大部分城市制造業占比明顯下降的問題?\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第一是基于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客觀要求,如國外諸多“世界級城市”,皆在工業化中后期完成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u003c/p>\u003cp>第二是傳統制造業優勢消退的主觀因素。尤其是部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制造業的城市,隨著人口紅利消失、生產成本增長,部分制造業開始向西部或周邊國家轉移。\u003c/p>\u003cp>制造業(第二產業)為主要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退潮”的同時,服務業(第三產業)開始登臺。\u003c/p>\u003cp>據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這一轉折點發生于2012年,當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5.5%,以超第二產業0.1個百分點的微弱優勢,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的第一動力源。\u003c/p>\u003cp>此后,二產和三產的占比差距逐漸拉開,2020年末,兩者占比分別為37.8%和54.5%,“二退三進”已為定勢。\u003c/p>\u003cp>但這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第二產業)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弱化。在第三產業中,以服務對象劃分,可劃分為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消費性服務業,以及從原本屬于第二產業、后從中分離出去的生產性服務業,主要為制造業中的非制造環節。\u003c/p>\u003cp>正是因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壯大,顯著拉低了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如從萬億GDP城市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降幅較大的城市觀察,部分城市亦是基于這一因素。\u003c/p>\u003cp>2013年,北京成為我國首個生產性服務業規模破萬億元的城市。這也解釋了2020年北京第二產業占比列萬億GDP城市最末、僅15.8%的原因;同時,21世紀經濟研究院也認為,這與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關,這使得部分制造業向周邊城市疏解。\u003c/p>\u003cp>成都也同樣基于這一因素——202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較2015年下降了13.1個百分點,這一降幅在23座萬億GDP城市中排名前列。\u003c/p>\u003cp>2020年末,成都市還召開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大會, 首次提出要大幅提升先進生產性服務業比重,為城市轉型發展賦能。這也是成都首次以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題舉行的高規格會議。\u003c/p>\u003cp>此外,如上海提出打造全球科創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深圳提出發展信息服務產業、創意產業、物流產業、金融產業等,皆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方式。\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并非是對制造業的削弱,相反可推動制造業更高質量的發展。\u003c/p>\u003cp>因此從這一角度講,生產性服務業規模的情況,可視為是一個地區工業化發展程度的指標。如近日發布的《成都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總體規劃》稱,到2025年,全市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達到8800億元,占服務業比重達到50%以上,占GDP比重達到35%以上。\u003c/p>\u003cp>2020年,蘇州也召開生產性服務業推進大會,會上提出生產性服務業是蘇州的必然選擇,是賦能“新蘇州制造”的利器,也是蘇州的職責擔當所在,“制造業最發達的地方,理應成為生產性服務業最好的地方。”\u003c/p>\u003cp>\u003cstrong>警惕制造業空心化帶來中等收入陷阱\u003c/strong>\u003c/p>\u003cp>基于上述分析,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不應僅依據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衡量一座城市發展水平。如北京2020年的占比僅15.8%,遠低于萬億GDP城市中的其他城市,但不能表明北京經濟發展水平不及這些城市。\u003c/p>\u003cp>我們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一座城市在工業化中后期,因工業技術進步導致非制造業環節被剝離的現實問題,以及經濟發展越高的地區,其社會分工越復雜的客觀情況。\u003c/p>\u003cp>但對于更多城市而言,需要考慮制造業空心化所可能帶來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u003c/p>\u003cp>盡管中等收入陷阱在過去針對一國而言,但其背后的內涵指向制造業占比下降而延緩居民收入增長,因此同樣可作為城市發展之鑒。\u003c/p>\u003cp>從國外的經驗看,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出現制造業占比下降情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區的部分國家,制造業比重下降發生在人均收入6000-8000美元之時,此后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緩慢。而美國與日本的制造業下降的時間,則分別是其人均收入達到16000美元和19000美元之時。\u003c/p>\u003cp>近年來,學界對于我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占比問題,爭論一直持續。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標志,另一種觀點認為,服務業占比增長,會使得社會生產成本增長,拖累GDP增速。\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未來需要保持制造業在我國經濟結構的適當占比,這不僅源于“雙循環”背景下,對于更高質量和競爭力的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也來自于制造業本身是所有科技創新、技術發展支撐的產業特點。\u003c/p>\u003cp>簡單概括,制造業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脫離制造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巨大的風險,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也提出“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注意到,從地方政府角度看,國內的不少城市已經開始“重拾”制造業。\u003c/p>\u003cp>濟南市提出到2025年,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營業收入突破萬億元,先進制造業和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能級雙雙達到萬億級。青島提出“十四五”期間提升制造業在全市的基礎地位。\u003c/p>\u003cp>廣東省則提出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即使是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較低的北京,也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的制造業發展計劃——發展高端制造業,尤其要大力發展智能制造。\u003c/p>\u003cp>21世紀經濟研究院建議,對于這些城市而言,在發展制造業的同時要解決要素成本上升的問題,如降低用地成本,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用工成本和用能成本,適當增加預留工業用地空間等。同時,以科技賦能的方式,推動中國的制造業更有價值和競爭力。\u003c/p>","type":"text"}],"currentPage":0,"pageSize":1},"editorName":"韓浩琳"},"__env__":"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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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億GDP城市制造業變遷:青島該如何發力?
    青島

    萬億GDP城市制造業變遷:青島該如何發力?

    2021年04月03日 08:22:5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原標題:萬億GDP城市制造業變遷:南通蘇州無錫最“穩” 部分城市應警惕產業空心化

    制造業被認為是實體經濟中最重要、最基礎的部分。穩實體經濟,關鍵在于穩制造業。

    “十四五”規劃綱要把“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提到了更加顯著的位置,并首次提出了“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

    200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后,制造業占比從過去幾年32%的占比區間開始一路下滑,2019年跌至26.77%。制造業占比下滑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討論。

    21世紀經濟研究院以23座萬億GDP城市為樣本,分析近5年來這些城市的制造業發展情況,以及背后的邏輯因素。

    萬億GDP城市制造業變遷:青島該如何發力?

    制造業需要保持適當比例,以避免制造業空心化帶來的經濟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蘇州、無錫等城市的制造業發展較好,也成為2020年GDP增速保持穩定的關鍵。

    與此同時,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增長較快,作為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第三產業,同樣為該城市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目前大部分城市未對此進行單獨的統計,建議應在“十四五”時期有所重視。

    7城二產占比超40%

    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變化情況看,一個明顯的變化,23座城市普遍在下降。

    具體看,2015年末,23座城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為44.40%。占比超40%的城市有17座,其中泉州(占比61%,下同)、佛山(60.5%)、合肥(54.7%)、長沙(52.6%)占比超50%,是典型的工業(制造業)驅動型城市。

    從發展情況看,這些城市都因制造業而興盛,其中泉州的亮點在于傳統制造業保持了較強的活力。近年來泉州孕育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勁霸等全國、全球知名品牌。佛山則通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制造重鎮,擁有美的,海信,格蘭仕等知名企業;合肥在安徽省的支持下,將汽車、機械裝備、家用電器等行業列為戰略支撐;長沙制造業歷史悠久,以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世界級企業為代表。

    但2020年末,23座城市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平均占比下降到37.31%。占GDP比重超40%的城市減少到7座,僅泉州和佛山的制造業依然占據“半壁江山”。

    合肥和長沙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較2015年分別下滑了19.1個百分點和14.3個百分點。此外,5年內這一比重下滑超10%的城市,還包括成都(下滑13.1個百分點),天津(下滑12.6個百分點)、武漢(下滑10.1個百分點)。

    需要提出的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在第二產業中,劃分為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和建筑業,其中前三類屬于工業范疇。

    由于部分城市未直接公布制造業或工業增加值數據,因此本報告中使用第二產業增加值作為參考數據。因此如果剔除第二產業的其他部分,則制造業的占比將更低。

    但并非無亮點可尋,2020年末,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保持穩定的城市包括南通(下滑0.9個百分點),蘇州(下滑2.1個百分點)、無錫(下滑2.8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座城市皆位于江蘇省。

    其中,南通市在“十三五”初期,便提出“全面增強工業經濟對南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支撐,保持工業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建成長三角特色產業科技創新基地和長三角北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以上數據佐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轉變:以制造業(第二產業)驅動型過渡到以服務業(第三產業)驅動型。

    23座萬億GDP城市的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2015-2020年,23座城市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速為28.09%,同期GDP的平均增速則達到52.33%,兩者的增速差為24.25個百分點。

    但亦有例外——南通的增速差僅為3.2個百分點,這表明這座城市具有明顯的制造業驅動型經濟特點,此外,有同樣特征的城市還包括:蘇州、佛山、寧波。

    制造業占比下降源于多方因素

    如何看待萬億GDP城市中的大部分城市制造業占比明顯下降的問題?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第一是基于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客觀要求,如國外諸多“世界級城市”,皆在工業化中后期完成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二是傳統制造業優勢消退的主觀因素。尤其是部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制造業的城市,隨著人口紅利消失、生產成本增長,部分制造業開始向西部或周邊國家轉移。

    制造業(第二產業)為主要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退潮”的同時,服務業(第三產業)開始登臺。

    據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這一轉折點發生于2012年,當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5.5%,以超第二產業0.1個百分點的微弱優勢,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的第一動力源。

    此后,二產和三產的占比差距逐漸拉開,2020年末,兩者占比分別為37.8%和54.5%,“二退三進”已為定勢。

    但這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第二產業)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弱化。在第三產業中,以服務對象劃分,可劃分為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消費性服務業,以及從原本屬于第二產業、后從中分離出去的生產性服務業,主要為制造業中的非制造環節。

    正是因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壯大,顯著拉低了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如從萬億GDP城市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降幅較大的城市觀察,部分城市亦是基于這一因素。

    2013年,北京成為我國首個生產性服務業規模破萬億元的城市。這也解釋了2020年北京第二產業占比列萬億GDP城市最末、僅15.8%的原因;同時,21世紀經濟研究院也認為,這與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關,這使得部分制造業向周邊城市疏解。

    成都也同樣基于這一因素——202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較2015年下降了13.1個百分點,這一降幅在23座萬億GDP城市中排名前列。

    2020年末,成都市還召開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大會, 首次提出要大幅提升先進生產性服務業比重,為城市轉型發展賦能。這也是成都首次以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題舉行的高規格會議。

    此外,如上海提出打造全球科創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深圳提出發展信息服務產業、創意產業、物流產業、金融產業等,皆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方式。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并非是對制造業的削弱,相反可推動制造業更高質量的發展。

    因此從這一角度講,生產性服務業規模的情況,可視為是一個地區工業化發展程度的指標。如近日發布的《成都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總體規劃》稱,到2025年,全市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達到8800億元,占服務業比重達到50%以上,占GDP比重達到35%以上。

    2020年,蘇州也召開生產性服務業推進大會,會上提出生產性服務業是蘇州的必然選擇,是賦能“新蘇州制造”的利器,也是蘇州的職責擔當所在,“制造業最發達的地方,理應成為生產性服務業最好的地方。”

    警惕制造業空心化帶來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上述分析,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不應僅依據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衡量一座城市發展水平。如北京2020年的占比僅15.8%,遠低于萬億GDP城市中的其他城市,但不能表明北京經濟發展水平不及這些城市。

    我們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一座城市在工業化中后期,因工業技術進步導致非制造業環節被剝離的現實問題,以及經濟發展越高的地區,其社會分工越復雜的客觀情況。

    但對于更多城市而言,需要考慮制造業空心化所可能帶來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盡管中等收入陷阱在過去針對一國而言,但其背后的內涵指向制造業占比下降而延緩居民收入增長,因此同樣可作為城市發展之鑒。

    從國外的經驗看,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出現制造業占比下降情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區的部分國家,制造業比重下降發生在人均收入6000-8000美元之時,此后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緩慢。而美國與日本的制造業下降的時間,則分別是其人均收入達到16000美元和19000美元之時。

    近年來,學界對于我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占比問題,爭論一直持續。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標志,另一種觀點認為,服務業占比增長,會使得社會生產成本增長,拖累GDP增速。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未來需要保持制造業在我國經濟結構的適當占比,這不僅源于“雙循環”背景下,對于更高質量和競爭力的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也來自于制造業本身是所有科技創新、技術發展支撐的產業特點。

    簡單概括,制造業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脫離制造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巨大的風險,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也提出“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

    21世紀經濟研究院注意到,從地方政府角度看,國內的不少城市已經開始“重拾”制造業。

    濟南市提出到2025年,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營業收入突破萬億元,先進制造業和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能級雙雙達到萬億級。青島提出“十四五”期間提升制造業在全市的基礎地位。

    廣東省則提出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即使是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較低的北京,也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的制造業發展計劃——發展高端制造業,尤其要大力發展智能制造。

    21世紀經濟研究院建議,對于這些城市而言,在發展制造業的同時要解決要素成本上升的問題,如降低用地成本,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用工成本和用能成本,適當增加預留工業用地空間等。同時,以科技賦能的方式,推動中國的制造業更有價值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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